塘沽记忆(李万忠)

一九五六年秋季开学，我进入于家堡小学一年级一班，开始了我的小学学习生活。当时我又瘦又小，班主任王老师就将我排在第三行的第一个座位。我们的教室是校园北侧平房西起第一间，再往西靠围墙的是厕所。

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上学途中我在新房大街口花二分钱买了一块烤山芋，边吃边往学校走，没到校门口就吃完了。上午第三节上课不久，肚子里叽里咕噜的疼起来。正好是王老师的课，我举手，王老师俯身小声问我什么事，我说肚子疼要上厕所，王老师说去吧。我关好教室门，几步跑进厕所，没等我蹲好，稀屎已经窜出来，有的流进棉裤腿。解完大便回到教室门口敲敲门，王老师开门问我肚子还疼吗？我说还疼，我要回家。行，我叫个同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那好吧，书包我让同学放学后给你捎去，路上小心点。棉裤里湿乎乎的，我赶忙跑回家。

妈妈问我怎么这钟点儿就回来了？我说拉屎拉裤里了。妈妈让我脱掉棉裤，我上炕盖上棉被偎在炕头。妈妈给我冲了碗姜糖水让我喝了，然后就去为我刷洗棉裤裡子了。下午王老师到家来看我，妈妈说我没出息，吃了没熟透的烤山芋又迎了冷风，有点儿闹肚子不碍事。稀屎流裤里了，不好意思跟老师说，让老师操心了。妈妈很感激王老师，王老师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。

转年的春夏时节，发现学校的老师们很活跃、很忙乱，经常开会，还有的在进了校门的过道里贴大字报。可是过了暑假，又一个新学年开学后，发现老师们的脸色都不像春天那般开朗了。也经常开会，开会时沉默不语，一个个脸无表情。当然，老师们开会都是在屋里，我们几个淘气鬼总去扒窗户偷偷窥望。记得有几位老师开会时常站在前面，我们挺纳闷，觉得那几位老师待学生都不错。后来听说有的老师被定为“右派”,并且从那之后在校园里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。

又转过年来，全国都在“大跃进”，街上拉的横幅标语写着“为完成1080万吨钢而奋斗！”、“提前20年赶超英国！”之类的口号。我们学校的操场也垒起来几座小高炉。老师们轮班黑白地在操场忙活，学校也为每一个学生布置了任务，要拾废铜烂铁，并且有数额规定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们有时停课去远处拾，到处都在大炼钢铁，哪有那么多破铜烂铁让你捡到。后来连个锈铁钉也见不到了，只好将家里还在使用着的铁器交到学校充数。那阵子课时上时停，白天到集体食堂吃饭，晚上去看大人们炼铁，到处热火朝天，我们觉得很是好玩。

记得在五八年冬到五九年春，有一阵儿学校让学生无偿地砸核桃、剥核桃仁。说是国家出口任务紧，相关单位忙不过来，号召学生尽义务为国家做贡献。有时我们在学校干，并且让我们将核桃带回家在家里干。每回老师给每个学生用秤约十来斤核桃带回家，一斤核桃要交几两核桃仁上面都是有规定的。我们在家用课余时间砸核桃，有时家里人也帮着，过两天把剥好的核桃仁交给老师，又领回下一次的。我们都很诚实，没有偷着吃核桃仁的，都是足斤足两把核桃仁交到学校。

不知咋的，五九年的冬天冷得邪乎，又赶上闹饥荒，上面号召我们节粮度荒。学校操场上的那几座土高炉再也不冒烟了，一座座孤零零像几个大坟头。炼出的黑不溜秋的铁瘤子，一块块散乱地弃在周围，无人问津。

六零，六一年度荒年月，妈妈每一天都要计算着用粮。当时人也饿出聪明，发明了“增量法”，无非是蒸米饭时多次往里加水，蒸出的饭显得多，其实软了吧叽的，以水充数自欺欺人。还有什么“人造肉”，即用白菜头炖大料。粮食定量不够吃，于是提倡“瓜菜代”。我和四姐上、下学时还总盯着粮店，只要头天来了山芋，转天天不亮就去排队买山芋，因为一斤粮食的定量可以买四、五斤山芋。度荒那几年爸爸经常带我和四姐去开洼捋蒿子籽、黄须菜籽，到郊区拾白菜帮子、挖野菜。那年月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，饿得就像小猫一样，整天萎靡在家里。天寒地冻，学校也不得不停课，以便减少我们的活动量。

上小学时我是个淘气包，二年级时入了队，四年级时受到了停止队籍的处分。当时班主任翁老师的父亲病重，她请了假，由大个冯老师代课。冯老师膀大腰粗，眼镜后面的大眼一瞪，显得很凶。班里的几个捣蛋鬼经常让他拎到教室后面罚站，要么就轰出教室。有一次我们课上捣乱，他就揪着我们的耳朵往教室外拎。被他弄疼了，于是我和另俩个同学在讲桌旁，一个人用头顶他肚子，我和另一个每人抱住他的一条大腿，一起使劲，把他弄了个仰面朝天的跟头。同学们先是惊呆了，俄而哄堂大笑。这下闹大夫了，当时教导处的马主任来了，并把我们几个带到教导处，先是批评教育一番，而后给予不同的处分。为此我被停止了队籍，到六年级时才恢复队籍。

到了一九六二年，老天爷体恤黎民百姓，夏粮取得较好的收成，国家的经济状况也见好转。秋天我考上了塘沽一中，斑驳陆离的小学生活结束了。

写于1991年3月27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