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很多辛勤工作的人，他们挥洒汗水，为我们建起栋栋高楼、架起高耸的桥梁、连通便捷的道路……我们称它们为“农民工”，但这并没有什么贬义，反而在提起的时候，会对他们付出的劳动产生敬意。

　　随着社会上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认同度越来越高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农民工子女入学平等的问题。在一些省市，农民工子女入学“零门槛”已经成为了一项政策规定，农民子女凭父母务工、经商等相关证明，就能和城里孩子一样划片就近入学。

　　但在一些城市，即便有政策支持，农民工子女的求学路依然坎坷。

　　2013年12月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，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，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，或父母一方满两年的《上海市临时居住证》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。

　　在沪缴纳6个月社保，并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，是办理居住证的两道主要门槛，看似不高，但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来说，却怎么都够不着。

　　在上海打拼了17年的安徽人老吴，为了让女儿升入小学，“用尽了全部力气”。

　　一年半前，他便开始为孩子入学仔细规划。先前做小生意的他，特地换工作到一家能交社保的快递公司，全家也从15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一间更大的平房里。在宾馆做清洁工的妻子心疼不已，房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500元，只为租一间有房产证的正规房。

　　没想到，老吴还是没拿到那张长86毫米、宽54毫米的居住证。

　　公司起初为他缴纳的是浙江宁波市的社保，要求满一年后才能给转成上海社保。在他的再三恳求下，公司给他提前了两个月。孩子入学报名时间一天天逼近，一熬到社保满6个月，老吴便赶紧找到房东，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。

　　房东原本答应配合，最后一刻却反悔了。村里人告诫他，“不要将房产证借给外地人办居住证，小心孩子以后把户口落在你家。”

　　老吴并不怪房东，只是自己默默叹气。他知道房东“是个好心人”，“只是被村里人的话吓坏了”。

　　后来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老吴又辞了快递公司的工作，贷款买车，跑起了网约车。几个月后，他才知道辞职后之前缴的社保也没用了，居住证更加遥不可及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，2016年10月19日）

　　“农民工一般租不起正规小区里的房子，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，难度不亚于办社保”。开设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这样说。

　　这个有些悲伤的事实让我们这样的“看客”都不禁无奈。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来说，入学是一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，为什么到了农民工这里就变得如此艰难？

　　入学门槛高，农民工面临着“城市学校进不来，老家没人回不去”的尴尬境地，仅有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作为“黑户”先进入学校学习，后面的事情再慢慢做打算。

　　如果最终还是难以让孩子以正常身份学习下去，很多人就不得不“咬咬牙”送孩子回老家读书，那么面临的将会是另一个尴尬的局面。

　　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张烨和叶翔两位教授十分关注这一群体，他们调查了四川省237位教师，对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深度追踪研究发现，长期跟随父母在他乡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在返乡后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入乡随俗，同时认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突出。“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，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情感照顾，就会演变成一种隐性伤害。”叶翔在她实际接触中发现，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子女很难建立积极的人际交往圈，“大多数返乡子女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外出，重归故里会面临艰难的调整和适应期，这个时候亟须外界的安抚和扶持，家庭和学校扮演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。（四川新闻雅安频道）

　　无论怎样，孩子都应当得到最好的教育。农民工是对我们的城市付出最多的人，我们所享受到的方便快捷的生活，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的付出有关。对于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样城市的工作者来说，他们的生活还需要更简单一点。不可否认现如今的入学政策存在合理的地方，但规则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协调？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。

　　限于篇幅的原因，就先分享到这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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